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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北敌后斗争回顾
时间:2019年05月06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戴玉印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我一直在灵北工作,兹将其间历事见闻记述如下:

* 八路军首战灵北杀敌寇 *

灵璧县城于抗日战争翌年——一九三八年六月陷入敌手,日寇为打通泗(县)宿公路,觊觎洪泽、控制淮北路东广大地区,在此设立据点达七载之久。

华东广大地区失陷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即命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战场,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奉命东进南下,挺进睢宁、邳县以南、宿东、灵璧以北地区开辟敌后战场。苏、胡支队抵达灵北张山集不久、泗县、灵璧之敌闻讯赶来,出动上千兵力、坦克四辆向我攻击,妄图一举消灭我军。面对强敌,我军奋力拼搏,激战终日杀伤敌伪军三百余众。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灵北人民抗敌救国热情。是年十月,我胡支队四连在沙滩、大路、冯庙一带发动群众,又受泗、灵之敌四百余人、出动汽车11辆袭击,四连于冯庙外围依托残壁、断墙沉着应战,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我军在当地人民大力支援下,激战十一个小时,毙伤敌伪近百人,我有十数名战士光荣殉国。至夜我军胜利转移。

我军近入灵北之后,不仅受到来自敌伪军袭击“扫荡”,还遭到一伙反动顽固派、土匪、地主反动武装的骚扰和破坏,如灵璧县县长赵觉民,泗县县长黎纯一,国民党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土匪雷杰三、张风楼之流。他们与日寇暗送秋波、串通一起向我挑战、进攻。为顾全抗战大局,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抗战,反对倒退,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历经尖锐复杂的激烈斗争,为开辟故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付出了血的代价,体现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 灵北抗日政权的建立 *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四师九旅和十一旅及地方武装为策应正面战场作战,破坏日寇西进计划,配合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于淮北路东地区对敌伪守备薄弱的据点发动了强大攻势。攻势持续三个月之久,大小战斗数十次。先后攻克大店、灰古、禅堂、冯庙、河沿徐家、张大路、高楼、新集、大王集等四十余据点,歼敌三千余人,解放了灵璧大片国土,为我军西进收复失地奠定了基础。鉴于这种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建立了灵(璧)北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设禅堂、尹集、浍塘沟、冯庙、大路、朱集、渔沟、九顶、尤集等区。由于新区扩大缺少干部,一九四四年六月,从“泗南中学”抽调三十余名同学到灵北协助工作,我当时被留在尹集区工作直到一九四六年秋季东撤。

灵北县当时基本上属于游击区,在她周围较大集镇,特别是一些当道的地方仍为敌伪控制,有的地方在我军主力过路西之后又得而复失。有几个区边沿如尹集、尤集、渔沟、冯庙等都面临敌人,敌我犬牙交错、 “隔河相生”、“鼓角相闻”,敌来我往,枪声四起,无一日不战。保卫、扩大、巩固边区、“扫荡与反扫荡”、“蚕蚀和反蚕蚀”、“封锁与反封锁”、“清公与反清公”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由于敌情紧张,各级政府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每晚必须打游击、白天工作晚上转移,甚至一个晚上要移动几个地方,若不靠交通员联系,谁也不知谁又在哪里。县政府的住地比区、乡稍为固定一些,当时在禅堂、薄林子一带算是县政府的“根据地”了。

当时各级组织机构“短小精干”,完全附合“精兵简政”的原则,县上只有民政、财粮、公安、交通几个科(局),几十个人,区一级只有与上级对口的区员,乡上有五、六个脱产干部。由于当时武装斗争的需要县有总队(或独立营、团),区有中队,乡上有半脱产的民兵排。

* 艰苦、紧张的敌后生活 *

在敌后抗战没有后方,没有任何固定的物质保障,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在游击环境中,需要百倍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每到一处必须带上背包、打好背包,其实背包中只有一床被盖、两件衣服、一双布鞋,外加一个布挎包,这便是一个干部的全部家当了。人到哪里,家也到了哪里,挎包打开就是办公室。没有办公用的公文纸,一张纸片、一个烟盒可以写上重要通知、指示,函信。没有信封,将字条折成三角或拧个“十字花”了事。办公费了了无几,主要用在灯油上,办公用的纸笔大都是自己掏腰包买的。

当时的干部没有工资,没有津贴,也没有固定的包干制,条件许可时可以满足最低生活标准,否则只好忍受一下。一九四四年每人每月只有几角的零用费(和现在几角钱的价值差不多),只能买几包牙粉,一把牙刷。每天菜金更少得可怜,只有三钱油、盐钱,一顿饭将就吃一小盘青菜。老乡看到我们清苦,趁我们吃饭时便送点咸菜。肉食更少,逢年过节,遇上群众慰问才能打上一次“牙祭”。那时主食品主要是高粱等杂粮,有点麦面不多,留在年节时用。没有油荤,高梁面非常难吃,但为了事业谁也从不说个苦字。

在当时不生疮害病还好,边沿地区没有医务所,也没有规定医药费,有了病痛用点草药、土方医治,“听天由命”,家庭条件好的同志,向家中要钱治病。

在敌后想看书报是相当困难的,淮北地区仅有一种油印的《拂晓报》,由于敌情紧张,条件差,报社在洪泽湖上打游击,不能定期出版。环境虽苦,办报的同志相当刻苦,工作一丝不苟,报纸板面整洁,字迹工整清晰,不亚铅印。据传当年在莫斯科展示敌后生活时还展览过。灵北离洪泽湖不过两百华里,由于敌人重重封锁,传递书报相当困难,十天半月才能看到过时消息。上级指示文件更难看到。如果偶尔得到一本马列、毛泽东著作如获至宝,欢天喜地。哪怕是书过千手、千疮百孔、补了又补也爱不释手。

当时环境虽苦,同志们情绪很高,思想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信念。大家以苦为乐,以克服困难为荣。在同志之间,上下级关系之间相处亲密、融洽,无话不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是团结进步人人不可缺少的政治滋补品。在环境许可时,灵璧县委有时在禅堂,薄林子一带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同志们在一起讨论研究工作欢天喜地,晚上开“同乐晚会”,自编自演。若有女同志在场是最好的“攻击”目标,不出点节目,不唱几支歌曲是脱不掉手的。但男女同志相处非常严肃,怕和女同志接近。婚姻条件是相当严格的,男的不到“二八五团”条件(二十八岁,五年战斗历史,团级干部)不准结婚,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有极少数人过不了这种“婚姻关”就不辞而别。

* 对敌斗争时的几项主要工作 *

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为广大基本群众谋利益。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农村中的贫、雇农是党依靠的抗战中坚力量,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似的生活,为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首先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从关切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手。为适应照顾其他阶级的利益,有利团结抗日,党在农村实行“减租”(二五减租,按战前租额规定减去25%)“减息”(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最高为一分)“增加工资”(长、短工、雇农)取消高利贷政策。这一重大举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热烈拥护。人民普口众音颂扬共产党好,在执行上述政策过程中,发动群众时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讲清道理。对于地主、富农,只要他们拥护抗战,不当汉奸,遵守抗日政府的法令、政策,都要团结联合他们,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对于政府制定的一些具体劳资政策,还邀请他们到场研究协商。对于积极赞助抗战的开明绅士安排他们当县、或边区的参议员和他们共商抗日大计。对于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破坏团结抗战,反对抗日民主政府勾结日寇的汉奸才予以严厉制裁。

为壮大各种抗日力量,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如“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般青壮年都可参加),另一种是基干民兵(又称基干队)。基干民兵是从普通民兵中挑选的,每个行政村可建一个小组(3—5人)。当时枪支极少,都用大刀长矛。在基干民兵中有少数枪支是从地主家“借”来的。后来在基干民兵的基础上,又建立联防队,一旦有事联防队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他们平时在维持地方治安、防特防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有时配合地方 主力深夜潜伏敌伪据点附近散发宣传品,发起“政治攻势”,警告伪军不要死心踏地地为日寇卖命,有的伪军在我军威慑和不断“政治教育”影响下走上了弃暗投明的道路,如一九四四年春尤集镇一个伪军大队长汪某率领两百余人反正归向人民。

由于我们普遍建立了民兵联防组织,一方有事、八方支援,敌据点周围3—5里就是我们的天下,有效地阻止了小股敌人的袭扰。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之间,时村之敌出动数次小股武装到我区抢劫均被联防队击退。一九四五年四月,时村伪军副司令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窜入尹集抢粮,恰巧碰上我独立团迎头痛击,这时联防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参战,摇旗呐喊遍地是兵,伪军晕头转向,仓皇撤退,不到两小时全歼敌人三百余人,副司令胡坦斋也被击毙。军民联防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受到军区嘉奖。

为阻止滞留敌人出动机械化部队向我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抑敌之长,避敌之短,凡在我控制区域内的道路(车行道)桥梁统统破毁。在路中心挖成深、宽两米左右的壕沟,沟沟相通、纵横交错,村村相通,一直延伸至敌据点2—3华里处。沟名叫抗战沟或交通壕,对隐蔽我军行动,阻滞敌人坦克、汽车、骑兵运行起到重要作用。有时敌人出动车辆向我内地“扫荡”时,首先强迫群众平路,群众有意“磨洋工”,等路平好才能逐段通过,车比人慢,把鬼子搞得焦头烂额。

每年夏秋两季青纱帐起,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自然屏障。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放胆开展各项活动,敌人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率妄动。我们的“武工队员“可以潜入敌据点附近或隐蔽在公路高粱地两旁,打击敌特,捕捉小股敌人。

敌人为防止我方袭击,制止群众在据点、公路两边种植高禾作物。我方发动群众尽量在上述地方多种植高禾作物。而且种下后成熟季节采穗留杆,为我利用,每到这种季节,敌我之间总有一翻较量。

*扩大人民军队,动员群众参军,是地方上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民主革命,主要是指武装斗争,武装斗争首先依靠人民军队。过去,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无法建立兵役、征兵制度,士兵的来源除在“解放战士“中挑选一批自愿入伍者外,主要靠地方发动群众参军。边区各县每年秋季总有一次扩军任务。名额分配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毗连敌区太近,战斗频繁的地区不分或少分,比较安全的地方或多分名额。在扩军实施阶段,一方面严防、打击敌人对参军的造谣,破坏,另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破除群众中的“怕变天”思想和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大讲扩大人民军队的重大意义。

结合实例启发群众抗战热情,使宣传动员工作家喻户晓。培养典型掀起“母送子”、“妻送郎”的参军热潮。对参军者披红戴花,区乡领导同志牵马扶蹬送他们上马游行,使群众认识参加人民军队无尚光荣。

对于抗日军人家属,由各村制定(当时无法统一)优待办法,对家境贫寒者给予定期补助,对缺乏劳力者,由村上分工包干代耕代种,以解除抗日军人的后顾之忧。

为壮大主力军,提高战斗力,除增加新兵源外,还不定期地将地方武装层层上升为野战主力部队。日寇投降前夕,各地方武装、区、县武装)大批上升为军区主力,地方武装升调后,有的边沿地区受到敌伪的侵蚀,为顾全大局,只有牺牲暂时的局部利益。

*坚持灵北敌后斗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从传说中我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无法听到广播也没有看到报纸),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我们估计时村伪军可能很快向我投降,如果这个区跨宿灵两地的顽固堡垒解决了,我们会有一个暂时安定的环境。殊知与我们预料相反,日本人投降后,胡泽普这个宿东闻名、血债累累的大汉奸却得到了一张被国民党任命为濉河地区“剿匪挺进军少将司令”的护身符,下属三千人马,仍固守时村及其周围据点待命,同时他还依靠日本“皇军”在时村长期构筑的现代化工事,自吹自擂,夸下海口:小小八路无法攻开他那“固若金汤”的城池。因此他更加明目仗胆地对我们进行骚扰,蚕蚀和破坏。

胡泽普这位“国军”牌的汉奸,一九三八年夏就投降了日寇,依仗敌寇扩大自己势力,卖国求荣,被伪淮海省封为自卫团团长兼时村区区长,并将我尹集镇划归时村管辖,大力推行“强化治安”政策,对抗日军民恨之入骨,常与日寇为伍对我区疯狂抢掠、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九四零年日寇向我皖东北“扫荡”,胡泽普抽派一个营兵力进犯青阳(今泗洪)。他还经常派小股特工人员向我袭击。一九四四年秋时村伪连长刘长伦率便衣数人袭击我尹集区公所,区长崔甦同志险遭不测。一九四五年夏时村便衣人员窜到我张庙乡,将我乡助理员张红喜同志(才十九岁)杀害,又于同年秋于尹西范家将我区队副指导员牛某抓去。此外,他还以更狡猾的手法,组建了一批“黑杀队”,白天深入我区内地围疃、杨疃乡村潜伏,夜间绑架我基层干部作为人质,勒索钱物,向敌人缴款缴粮,扩大伪化区。

由于胡贼效力日寇,颇受宿县敌酋金子司令官的赏识,多次予以嘉奖,并应邀到日本观光,这是对少数汉奸的一种特殊待遇,日寇投降,驻时村敌军曹离开时,胡逆仍依依不舍,设宴赠诗款待,留恋惜别,奴颜婢膝溢于言表,就是对于这种汉奸,我方仍未放弃最后争取的机会,当他看到我方领导机关的劝降书时仰天奸笑,不屑一顾,完全关闭了改过自新的大门。为严惩死心塌地的国贼,光复国土、为民除害,我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在扫除路西肖砀敌伪之后,在张太生等同志领导下挥师东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农历中秋季)将时村及其周围灰古、永定等据点团团包围,34团主攻时村,35团负责拨除其外围据点,36团打援。历经一周战斗,将胡泽普所部三千人马全歼,当我36团攻入时村时,胡匪化装从西门逃出不远被我骑兵活捉,这个嚣张一时投敌求荣的汉奸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攻克时村的战斗中我一营营长吴升才同志及数十名指战员用生命、热血洗刷了这块被敌伪所沾污的美丽国土。

在解放时村战斗中,宿东、灵北人民对人民军队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资支援,尹集区将大批的麻袋、折席、绳索、木板、担架源源运到前线,区政委张彦秀及其他同志和我带领民兵两百余人驻时村东南门附近阻击东窜伪军。伪时东乡乡长马跛子在我围城时化装外出不久被我李圩子民兵捉住,后来在尹集街结果了这个小汉奸的生命。

时村解放,对周围据点震慑很大,有的向我投诚,有的弃城外窜,敌伪统治达七年之久的灵璧、泗县不久为我光复。一九四五年深秋,灵北县委于灵城首次召开了乡以上干部大会,同志们欢天喜地、畅聚一堂,长期艰苦的奋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许多人激动的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在这次大会上,县委吴云陪政委作了形势报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和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情况,大家听了无比高兴,受到莫大教育和鼓舞,深为我国革命取得巨大胜利而欢呼歌唱,大家深切盼望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阶段的到来,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实现。当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幻想的和平之神尚未降临,神州大地又掀起战争的阴云,激烈的枪炮声又划破宁静的长空。

一九四五年底,大批的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开入沦陷区,从敌伪手中接收全国铁路沿线大部分城镇,严密布防,将矛头对准我历经八年浴血抗战从敌伪手中夺回的解放区,伺机挑起内战,向我大举进犯!与此同时国民党向解放区派遣了大批特工、谍报人员,刺探军情、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并利用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在各地暴乱,迎接“中央军”。一九四五年深秋首先发现在尹集区出现暴乱、一日深夜数十名“猴子会”在围疃乡小汪庄聚会“饮血盟誓”,扯起“替天行道,铲除共产”的旗号,他们扎上红头巾手执大刀、长矛,个个狂呼乱叫:“枪刀不入”、“铲除共产党”,窜到湖星王村将我正在征粮的围疃乡乡长康采峦同志杀害,之后又窜到尹集镇,因天快明围攻派出所未遂四散潜伏。翌晨由区政委张彦秀同志集中民兵百余人进行搜捕(我当时在参加公安会议)将小汪家窝主汪某某拿获,事后又捉到参与暴动的猴子会头头之一×××,为康采峦同志报了仇。

这伙暴徒原以为他们可以一呼百应,马上夺取我区乡政权,殊知“调高和寡”,追随者无几,这场短命的闹剧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我粉碎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全部完成发动内战部署之后,其总长陈诚在南京一次高层军事会议上扬言:“在两个月之内消灭苏北共军,五个月之内在军事上解决中共”。随后调动各路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在淮北蒋军以徐州,蚌埠桂系顽敌北上强占我灵璧、泗县等城。此时,国民党土顽—以往逃往外地的地主恶霸、富农组成的还乡团杀回家乡,积极配合向我“清乡”,寻我主力决战。又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残酷地镇压,反攻倒算,逼粮要款。反方人员有的惨遭枪毙、活埋,有的装入麻袋投入河中,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灵北人民又面临一场严重的劫难。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山东野战军八师长途跋涉进击泗城之敌,歼敌一部时逢大雨连绵,遍地皆水,弹药受潮不能发生效力。此时敌人援兵赶到,将我攻城部队包围,我支援部队未能及时赶上,攻城不利,撤出战斗,我方伤亡两千余人。增援泗城之后,敌74师、26师之41旅骄横不可一世,于八月下旬,对我发起了新的攻势,将我不少地区占领,邳、睢、铜、灵璧、泗县等处地方人员,全部编为武工队东撤与敌周旋。灵璧地方人员编为“唐河支队”,当时泗灵两县合设一个临时情报站,由张庐秀同志任站长,我任秘书。

到了11月下旬,由于敌情严重,我淮北主力突围北上,与地方完全失去联系,此时淮北七地委未执行中央及华中局关于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指示,下命仓促东撤,并动员干部自找出路,各自设法突围。当我们撤至泗洪东南河一带,遭敌合击。几乎限于粮尽弹绝的境地,灵北县县长农超谋、副县长江祥斋等同志以身殉职,有的同志失踪,有的同志被俘,死伤达两千余人,损失巨大。(一九八五年中共安徽省委以组办发(85)33号、34号文件对此情况已作出妥善的处理)在此次事件中,除洪泽湖里的一部分同志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坚持斗争外,陆上根据地全部丧失,淮北地区陷入了最黑暗的五十八天。一九四七年一月,为重返淮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成立淮北党政军委员会(又称淮北工委)和淮北挺进支队,在饶子健、赴汇川、王学武、王烽舞、李任之等同志领导下,下辖七十七团、八十一团和两个骑兵大队,加上部分地方干部共约三千三百余人,一月十八日乘“宿北大捷”之声威,强渡运河,挺进淮北,打回老家,揭开了重建淮北根据地的序幕,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火又燃遍淮北大地。淮北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同仇敌忾,与十倍于我的敌人开展了顽强的殊死搏斗。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反复的拉据争夺,付出热血清洗污浊的土地。一九四八年四月,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逐步恢复、重建了灵北地区,在此期间,灵城得而复失几易敌手。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大奋战,淮北军民光荣地完成了重建淮北根据地的历史任务,淮海战役前夕,灵城最后一次解放,这座古老美丽的城镇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作者系离休干部。此文推荐人张殿凯  县政协常委 、提案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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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li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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