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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师生活
时间:2019年06月21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徐士泰

 

 

初中毕业以后,我便顺应社会潮流地回到家乡农村务农了。讲心里话,当年自己虽然也把“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一直向往学校的读书生活,毕竟自己只有十六七岁。好在我参加农业生产不到两年的时间,由于关闭几年的刘庙小学急等招聘教师复课,大队干部把我推到民办教师的岗位上。

民办教师,社会上简称民师,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当时国家为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水平,政府从同乡务农的农村青年中问抽调少数人充实教师队伍。与民办教师相对应的是公办教师,他们大都毕业于“文革”前各级师范学校,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整个教师队伍的主体力量。两者在物质待遇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公办教师占有国家事业编制,按月领取工资,其户籍列入城镇户口,享有按月定额低价购买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权益。相比之下,民办教师的待遇就差多了。民办教师实际身份还是农民,没有列入国家教员编制,其生活来源还像农民那样凭工分吃饭,国家每月补贴的五块钱还是时有时无的。因此,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就像城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里的正式工和临时工那样泾渭分明。粗略地算起来,全国当时有近50万民办教师,由于两者在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社会上的人把民办教师称为“教民办的”,其中不乏看你不起的味道。一位亲戚曾经调侃过我说,当民办教师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因为你手里有只猴牵着,总比空着手强。你看,他把我当作玩猴的。然而这位亲戚的点评,我并不感到刺耳。经济状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可是,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普遍吃不饱饭的时候,我看到一位施姓的公办教师肩上扛着一袋低价从粮站购买的面粉,手里攥着商品粮供应的小本本,心里还是莫名其妙地产生了羡慕与自卑的感觉来。好在我供职的刘庙小学先后进来的几位都是“教民办的”,大家之间是老和尚的帽子——一抹平,大哥、二哥、麻子哥的,就没有必要称羡与自卑了。

刘庙小学是因建在刘庙村而得名的。整个学区只有刘庙村和我居住的小李村。刘庙村的规模相对大一些,有百来户人家,且大都姓刘,分别居住在先行与后行,两行人家门前都有一口很大的池塘,可能是兴建房屋用土时开挖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刘庙村建有寺庙,逢过庙会。幼年的我跟着堂兄回故土时,刘庙村是必经之地。那时庙宇早已废弃得见不到任何踪迹了,但庙门前一口水井还是一如既往地供半个村子的人生活饮水之用。庙门前那口水井的井台很高,是用青石条砌成的。井口上加盖一块很大的木板做井盖,用以遮挡风沙和防止小孩子坠井之用。可是没过几年,当我路过刘庙村时,就看不到那块井盖了,可能是被村民拿回家当柴烧了。

刘庙小学是占用本村一户刘姓地主家的房产办学的。直到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地主的后人还愤愤不平地说,学校是他家祖上的地方,学校的房产不多,主房和偏房加在一起只有六间草屋。后来听人说,这位刘姓地主并不像书本上讲的地主那样不劳而获,剥削成性,他家人老几代人都会炸油活(制作油炸食品)的手艺,经营收入用来买田置地。后来田地多了,忙不过来就雇佣长工,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在我进校之前,学校曾经有过两位教师。一位女性教师姓张,名其芳,婆家住在集镇上,丈夫在外地工作。另一位教师是男性,姓王名为善,家住离学校有四五里路的王巷村。他们时年三十多岁,共同在刘庙小学工作过几年,直到“文革”开始,因造反潮流的冲击,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师就回家务农了。到了“文革”中期,周围学校陆续地复课闹革命了,可是两位教师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教书了。其口头理由很简单,学校离家远,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方便照顾家庭生活。内在原因是民办教师的物质待遇太低,特别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王为善,单靠民师的微薄收入,既养不了家,也糊不了口。“教民办的”这只猴,他们再也不牵了。虽然大队干部“三顾茅庐”,可是他们不为所动,任性地不愿离开卧尤岗。

当年大队干部之所以急于寻找教师复课,有两个原因。一是,早在两年之前,毛主席就发出了“大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二是,两个村的社员看到别的村子的孩子早就“复课闹革命”了,眼瞅着自家的孩子还是满山遍野地疯跑,觉得这不是个事。自己当了一辈子的睁眼瞎,拿起书本,“它不认识我,我不认识它”的也就算了,再也不能让孩子们荒废掉了。于是,他们三天两头地找到大队干部嚷嚷让孩子进学校“复课闹革命”吧。

然而,学校要复课起码需要一两个人来牵“教民办的”这只猴才行。经过大队干部商量来商量去,并报经公社教育办公室的批准,于是乎我就成了刘庙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第一位“教民办的”牵猴人了。

通知我到刘庙小学教书的事来得很突然。

记得那是个寒冷的早春的上午,我跟着母亲在生产队牛屋里和当饲养员的玉楼表兄闲话,时任生产队长的成标表叔风风火火地闯进牛屋找到我,说:“士泰,恁让俺找半天了。刚才大队干部让俺转告恁,经过大队研究,让恁到刘庙小学当老师哩。”说完之后,表叔满脸笑开了花,似乎等我对他的谢意。可是,我却不假思索又毫无修养地回绝了他转述的大队干部的好意,对传递信息的表叔连一声“谢谢”的话都设有表达,使得表叔本来就很长的脸盘拉得更长了,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略停片刻,玉楼表兄火冒三丈,对我噼里扑通地魁了起来,最后撂出一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警示我。晾在一旁的成标表叔并没有介意我的莽撞,却好心地劝着我,说:“恁不是爱看书的吗,到学校教书单放一头牛,有的是时间看书。”良言一句点醒了梦中人,末了在母亲点头之下,我答应表叔愿意到刘庙小学教书。“那好,明个我就给大队同个音”表叔的脸上又露出笑容。

现在回忆起来,我之所以得不情愿干民办教师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一门心思地梦想将来能同到学校读书,如果自己当了教师还有机会读书吗?就在大队决定要我教书的同时,母校尤集中学办起了高中部,一位老师专门派同学找到家里要我报考高中。加上几天之前我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的最高指示,正在做着将来读大学的美梦哩。但转过头来想想,假如我去渎书,家里就会减少一个劳动力。亲老家贫之下,我的读书美梦戛然而止。

开学当天的一大早,学校门口挤满了学生家长和学生。我只能认识部分家长和孩子,但家长还是热情而诚恳地喊我为“徐老师”,并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地念书,不要调皮之类的话。然后对我说自己很忙,要回队里干活,希望我多关注他们的孩子。说完就把孩子交给我了。

当天报到的有二十多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不少是哥哥带着妹妹、姐姐带着弟弟一块来读书的,其中不乏眉清目秀、资性聪慧的孩子。于是,我按照他们年龄的大小,过去是否进校读过书,编成了一至四年级的教学班,名曰复式班。上课时,我先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布置课堂作业,接着再教低年级的学生。如此教学,维护好课堂秩序就要花很多的精力,不到半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很累。

学校的教学设施过于简陋,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上下课时无铃可敲,只好用哨子来告知学生上课啦、下课啦,哪怕是自己抱有“当天和尚撞天钟,不当和尚不敲罄”的心思也无钟可敲了。上课了,又没有计时的钟表,只好借助太阳的高度来判断时间。班上一位叫刘銮云的女同学放学回家向父母说了这个情况,第二天,他父亲就送来一只闹钟,解决了我的计时之困。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学生的课桌是用泥坯垒成的,无论严冬还是酷暑,学生长年要趴在泥土的“桌”上写作业。就是这些土坯做成的泥桌子,还是在开学的头两天,大队干部安排几个受管制的所谓坏分子社员紧抓慢赶砌成的。学生做的小板凳是从家里带来的,没有板凳的学生就到外头搬来几块石头垫在屁股下面听课。

教室里一块用石灰和黑色颜料在墙壁制作的黑板,很有年头了,几乎变成了白板。没过几天,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位中年男人,说他会制作黑板,工价低、工期短,过两天就能使用了。但需要学校自备几枚鸭蛋作辅料。双方很快谈妥了工期和工价,我便从家里拿来鸭蛋交给了工匠。这真是刚想睡觉就有人递上了枕头,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工匠很守时,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把新的黑板做成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教室大门看见漆黑铮亮的黑板出现在眼前,便喜不自禁地把工钱如数交给那个中年人。他临走一再嘱咐我,新做的黑板放两天才能使用。两天过后,我便用新的黑板给学生上课。谁知用粉笔在上面写上字后怎么也擦不掉,再擦就把漆上的黑色颜料擦下来,根本不能用。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此人是跑江湖的。眼下他已是无线的风筝,想找都找不到他。江湖骗子不仅拿走我准备买件上衣的十几块钱,还用我的鸭蛋下酒了。上班两个多月,一分钱的补贴没有拿到,结果却赔了上衣又贴了鸭蛋,真是有心的算计着无心的。为安抚那颗受伤的心,我恰到好处地用“吃亏人常在,捣巧死得快”的庸人学麻醉自己。

刘庙小学“复课闹革命”第一堂课的琅琅读书声传到了村外,一位卷着裤管的少夫人荷锄来到教室门前,红着脸羞怯地问我:“恁来教书啦?”她一时也把我的脸也问得红了起来。但她问完之后不等我解释就扭头离开了。

此人我认识,姓张,过去我和她见面从不打招呼。少夫人娘家住在离学校四五里路的张楼村,曾在公社的农业中学读书,和我一样都是回乡青年。她娘家很穷,但人长得雪肤红颜,细眉凤眼,桃李容华,读书时还登台扮演过泗州戏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一角。正是因为长得出众,又有文化,她回乡务农不久就嫁给刘庙村胡姓大户人家的四公子了。

少妇人闯学堂,我感到突然。她在这个时候不顾生分地找我问话,足以说明她对“教民办的”这只猴还是心存渴望的。然而少妇是个厚道的规矩人,凭着她婆家的社会影响和人脉关系,倘若她的家人一旦运动起来,十有八九会把我手中“教民办的”这只猴轻易地牵走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默默离开的态度。第二年秋季,由于我教的学生要升级,当年的新生要入学,由我推荐经大队同意、公社批准,跟我一个村子的张桂德走进学校,他便成了刘庙小学的第二个民办教师。很快又到了第三个年头,那位找过我的少夫人如愿以偿地进校做了我的第二位同事。在此后几年的教学生涯里,我们仨相处融洽,从未闹过别扭、伤过感情,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自打少夫人闯学之后,我逐渐地悟到,牵“教民办的”这只猴并不下贱,更不是无人问津。眼前这位大户人家的少夫人不也是欣赏我手中的猴吗?做事要摸摸良心,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虽然在南北庄上我是唯一的中学生,但若是放在过去的科举时代,充其量是个没有任何功名的穷书生而已,恐怕连设馆招徒的冬烘先生也做不到。于是,我开始珍惜这个看似鸡肋却胜过鸡肋的“教民办的”这只猴了。如果自己教不好书,弄到猴走手空的地步,到那时自己或许像小说《儒林外史》中还未中举的范进那样怀里抱只母鸡、手执草标在大街上游荡,也未可知。,

其实,我的失猴之虞并不是杞人忧天。当年我教书时年龄只有十七八岁,比有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加上我从未教过书,身份又是“教民办的”,不少家长在背地里议论我说:“他不就是小孩带小孩地玩玩吗?”言下之意担心我会把他们的孩子耽误了。时隔不久,有人把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由此,我的忧患意识转为危机感了。

为了把书教好,向老少爷们证实自己是个称职的教师,我千方百计地上好每一堂课。

没有进过师范学校,缺少教学方法和授课技巧是我的致命弱点之一。为厂尽快补上这块短板,晚上睡在床上,我像过电影一样,尽力回忆过去老师是如何给自己讲课的,甚至把他们为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的精气神,所讲过的趣事和调侃的话都搜索出来,第二天在课堂上变本加厉地施展出来。后来通过不断摸索,我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带的班级不仅课堂纪律好,学生也爱听我的课。

还有,我注意发挥和放大自身优势,使学生觉得我手里握有十八般武艺,从而打心眼里佩服我。例如,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我却坚持开书法课,教学生写毛笔字。过年的时候,学生能拿起笔为自家书写春联,这可是家长没有想到的。与此同时,我利用掌握的一点乐理知识,把广播里刚刚播出的好听的歌曲,马上教会学生,使得家长,特别是青年农民对我刮目相看,纷纷给我点赞。不仅如此,我还利用学校组织学生学农时获得的部分收入买来体育器材,组织学生打排球,这是农村大老粗看不懂的体育项目。再比如,当年时兴大批判活动,生产大队组织青年农民成立大批判队伍,白天劳动,晚上批这批那的。他们使用的批判稿子都是我抄书抄报地拼凑出来的。除此之外,村里写村史,为大队干部写工作总结,都是我的政治任务,就连受管制的所谓坏分子的书面交代材料,也请我代笔。公社广播站里的女同学时常播出我写的狗屁不通的散文诗。从此,我这个花拳绣腿的半瓶子醋在大队里混上了能写文章的名气,自己也像真的一样弄得晕晕乎乎的,有点自命不凡了。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读过多少书,缺少从事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功底,是我的第二个致命弱点。“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的读书生涯,连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手,就稀里糊涂地离开中学的校门。离开母校的头天下午,我找到带语文课的邹润汉老师的宿舍,与他话别。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邹老师看到我因失学而情绪异常失落,深切地劝我说:“人,不怕失学,而怕的是失志。不是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吗?你就在广阔的天地里坚持自学吧,你应该知道,不少有为之士是靠自学走向成才之路的。”临分手时,邹老师热情地告诉我:“你家离学校近,欢迎你经常来学校玩。”听了老师真挚的教诲,回家以后,我就坚持日复一日地捡拾起一粒粒沙子、一颗颗石子,铺就自学之路,蚂蚁啃骨头似的慢慢地积累文化知识。

自学是艰难的。因为缺少书籍,我把初中三年所学过的语文课本翻烂之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书了。过去我家有一套线装两函十六卷本带绘图的《三国演义》,那是家父珍藏已久的传家宝。虽然几经搬家,父亲都把这套书保管得毫发无损。可惜这部藏书却难逃“文革”一劫,被村上的造反派抄走了。

当年在家乡跟我一样坚持自学的青年人不在少数,大家都苦于手上没有多少书可供自学。后来通过交流,像滚雪球似的由少到多地建立起地下借读网,使得一本书有了几本或十几本书的效应。通过这个网络,我借到一些大学文科讲义、“文革”前出版的小说以及一些残缺不全的文学刊物,甚至一些线装书。有时遇上书主人要得急,我就朝借夕还,很少失信。对书中精彩段落,我读后抄写下来,留作细读。

令我至今难以释怀的是,一次我不知从什么人手里借到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选,使我如获至宝地朝夕诵读不已。一个秋季的上午,我在家里一边看书,一边看护屋外晾晒的粮食。中间我到屋后小解回来,发现正在阅读的鲁迅先生的小说选不翼而飞了,急得我翻箱倒柜地搜找了半天却不见踪影,为此我难过了许多天。后来不知自己是用什么代价赔偿书的主人的。只记得当时同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从我家路过。此人姓李,名玉兰,人称老四,他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他虽然识文断字,可是骂起人来污秽不堪,斯文扫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他。那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好几年了,他仍然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见到有点文化的熟人便弯腰作揖,拉着长腔地称兄道弟,一副遗老的样子。我生性憨直,当时哪里会想到这位读过圣贤书的老夫子竟然干出顺手牵羊的勾当来。直到我上大学以后休假回乡,在李玉兰侄孙的家里见到了那本丢失多年的鲁迅小说选,才知道是怎么同事。可是书已经被人撕去大半。原来拿书人死去不久,其侄孙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本书,当时他就认为是我的,等我回乡时认领。

通过借书,我结识了一帮青年朋友。大家在一起谈理想、话人生、交流读书体会,携手度过那段充满激情、播撒期望的青春期。其中接触较多的要算游集小学的民办教师尤计华了。计华跟我是中小学同学,回乡务农以后,又先后进学校教书,两家之间隔着一条季节河。

到了深冬时节,学校放假,农民赋闲。村庄里除了偶尔传来一阵鸡飞狗跳,一切都是安静的。河岸上的杨柳树早已被西北风吹得光秃秃的,啄木鸟趴在树干上,  地敲个不停。河坡上牧羊人袖手弯腰地倒在地上假寐,瞅着几头小羊啃啮地皮上的草根。这个时候,我和计华蹲在河床里正在交换书籍,眉飞色舞地叙述自己昨天晚上阅读的书中人物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后来,我们俩同时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去了。去年年底,我在北京带孙子,通过电话跟久违的计华联系上了。计华知道我客寓北京的消息,迫不及待地约我见面,摆酒设宴尽地主之谊。把酒话旧时,大家幸福地回忆昔日坚持自学的岁月,为之感慨不已。

世事难以预料。当我在刘庙小学执教的第五个年头,天赶地催地把我架到大队书记的位子上。这是令人瞩目的人生机遇。可是,当我的学生和同事知道消息以后,痛苦地哭了几场。在我走马上任的头一天,我又返回学校给我的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语文课,还给学生布置了一篇题为“我要做个有用的人”的作文。

鄙人生性愚钝,处事中庸,心软面善,根本不是做官的料。干了两年大队书记,我就被群众推荐、公社批准到大学读书去了。我在填报志愿时,把师范类学校放在前面,设想学成之后致力乡梓,回报家乡初蒙之恩。

离开刘庙小学十多年以后,我的两位同事先后转成占国家事业编制拿工资的公办教师,现在退休在家,靠退休金养老。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要登门看望他们,时至今日仍然保持联系。因为他们是我民师生活的同路人。

我以为,人生的任何经历都是财富。自古以来,苜蓿风味总是清苦的,但是民师生活使我没有放弃对文化知识的追求与努力。

写于2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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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li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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