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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资讯
我的中学时代
时间:2019年06月21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张良元

 

 

1960年8月,我收到了灵璧中学的初中录取通知书。灵璧中学是完全中学,初中只有12个班,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也只有40多人。在宿县地区(当时濉溪、五河、固镇、怀远四县还属宿县行署管辖)还是很有名气的。

高楼街上有家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房屋很多,解放后他的住宅就改为高楼小学的校舍,青砖墙,灰色的小瓦顶,四进院子很是气派,我就是在这里参加升学考试的。报考志愿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报考高楼中学,而我和我大姐几个同学报考了离家很远的灵璧中学。快要开学了,报考高楼中学的同学先后收到了通知书,而我们报考灵璧中学的却还没有信息。父母有点着急,但我坚信我一定能被录取,经过十余天的耐心等待,终于收到了灵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灵璧中学创办于1945年,前身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正学书院。我考取灵中时,它是灵璧县最好的中学。

从张营老家到灵璧县城,走农村乡间小路抄近道也有90里。那时我才13岁,一天是走不到的。早上从家出发,晚上只能走到禅堂,因为距离县城还有30里地,天黑,又怕路上有人抢劫(1960年困难时期,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只能住下等到天亮再走。以后逐步可以走到十里店了,只差八里半就到县城,却因身体乏累,脚底起泡,一步也不想走了。十里店路的两边都有比较低矮的泥墙草顶的房屋,农民腾出两间,地上铺上稻草,堆了一床旧被子,就算是客栈了,收费也很低廉。休息一晚,第二天带着希望和憧憬继续前行,再走一小段路,就可以看到县政府大楼和发电厂的大烟囱。那是县城的标志,也是灵璧中学的所在地,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十里店路两边的小屋大概九十年代才扒掉,参加工作后乘公交车或小车路过此处都会勾起我的回忆,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悲伤。

天气晴好时回家或去学校还好,虽然累还有学哥学姐的陪伴。一路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累,若是雨雪天那可就遭罪了。有一次放寒假时下大雪,踏着泥泞的雪地(那时是铺着石渣子的土公路),顶风冒雪走90里地.回到家的时棉鞋早已湿透,脚已泡得发白,好在一直在走,身体冒汗,脚底下没有结冰。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不提供餐饮,只给馏馍,我们从家里自带煎饼,到大伙房加热一下。半个月回家一次,或是家里人送来。每次从家里回到学校,母亲总是叫我多背点,真是“多劳多得”。有时候煎饼放时间长了,上面都能看到绿色的霉点了,也不舍得丢,丢了就没有东西吃了,吃了就要拉痢疾。记不清自带伙食持续了多长时间。

后来学校就给初中的学生开伙了,但是生活很不好,经常吃巴根草的根晒干后磨成面做的“馍”,称作“加工面”,能吃到白菜根、红薯叶子已经是“享受”了。学校在校内砌了个大池子,专门腌制萝卜干等咸菜供学生吃。那时国家有个口号,叫“低标准、瓜菜代”,就是粮食供应标准降低,以瓜果蔬菜代替口粮度日,和现在的为吃蔬菜回归传统饮食完全不是一回事,六十年代“瓜菜代”是生活所迫,现在吃蔬菜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学校组织我们到界沟公社火庙村帮助农民收麦子(十三、四岁的孩子帮助农民割麦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其他原因?放在80年代以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记得那里蓬蒿茂盛,人烟稀少,满眼的凄凉!过去农村那种人畜兴旺袅袅炊烟的景象没有,原来这里饿死了不少人,据说活着的人逮老鼠烤着吃。我的家里也是一样,没有粮食就到河里捞杂草吃,一股腥味,农民在用拖拉机耕地(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时期,大型机械是集体的),我们小孩在后面捡富苗秧(类似于牵牛花)的根(白色的,有点面)回家煮了吃。我们村有一户是富农成分(地、富、反、坏、右的一类),户主叫张述怀,儿子叫张文谋(比我大几岁),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五口先后饿死了。那个时候,谁家有人在村里或生产队里当个小干部,大队生产队会计或者在食堂做饭,家里生活就会好一点,有民谚为证;“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顿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腿大胳膊粗.不是干部就是伙夫”。“人吃人”没见过,只是听说过。在灵璧县城的大街上,我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往别人手里的馍吐吐沫,然后别人踢了他两脚,就把馍丢给了他。也许是为了活命吧,哪里还要什么尊严?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和别人家一样,也是艰难度日。读六年级的时候,因为想少消耗体力少走几步.就抄近路从学校后面的高宅子上穿过去。因为生活困难,营养不良,上个小坡都要伸头弯腰,脚发软腿无力。正是“饿的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母亲活着的时候经常说,如果不是六0年吃不饱受屈,我个子还要再长高一些。

三年困难时期让我饱尝了饥饿的滋味,同时也让我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知道珍惜粮食,知道“吃了不疼糟蹋疼”的道理,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常说“宁可撑的扶墙站,不叫锅里留剩饭”。

形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三分天灾,一份人祸”,天灾是水灾、旱灾、蝗灾,“人祸”一是领导决策失误,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盛行,二是前苏联撕毁合同,撤出苏联专家,很多建设项目成为烂尾项目,造成极大损失。

那些年我们家没有饿死一口人,除了父母会操持家务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当年江苏政策好,实事求是,向中央说实话,不但未调出粮食,中央还给了一些补贴。有资金且农民还有体力去搞水利建设,母亲就在父亲老家雎宁县岚山乡大寺村的水利工地做饭,既保住自己,又给家里带回一些补贴。当时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持浮夸,虚报粮食产量,调出了大批粮食,还得不到中央补贴;二是我们村离江苏地界很近,经常在晚上提着篮子,大人小孩成群结队到赵庄地里偷成熟或不成熟的庄稼,如玉米、胡萝卜;三是大哥当时在大队当会计,对家里也有很大的帮助。(哥哥曾为保护这个家庭放弃了读高中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读初一的时候是在东校区,即校本部,高中部也在那里。初二、初三在西校区,即现在灵璧一初中(1978-2012年为灵璧一中老校址)。在初中二年级时,有一次县公安局在南关刑场(现邮电局宿舍)枪毙罪犯,我和几个同学去看热闹,回来后已经上课了,老师让我们站在教室的走廊里罚站,那天是语文老师夏义侠先生的课,课文是《食物从何处来》,感觉有点对不起他,从此再也没有逃过课。   

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的愿因,初中老师给我印象深的不多。唯有初三语文老师宋小白先生(宿县人)和几何老师常家科先生(怀远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宋老师课堂上举止很大气、洒脱,字写得潇洒飘逸,很有文人风采。对我的作文评价经常会出现“立意很高”的字样。实际上我对“立意很高”也是不甚了了。常老师教学严谨,没有废话,几何图形画得很规范,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

初中前两年住的是三间屋大宿舍,原先是教室,二、三十人住一起,没有床,地上铺稻草,用砖头隔成几个小区域,更没有专门的卫生间。宿舍里放一个大尿桶,第二天早上值日生把它抬走,宿舍里的空气可想而知了。洗脸则是一个大瓷盆里放半盆温水,十几个人轮流洗,到后来水就变得污浊不堪。当然,不洗脸的也有,很少。

因为都是小孩子,贪睡,早上喊不醒或迟迟不愿起床。班主任魏老师(女)就到宿舍喊我们,有的仍不愿起来,她就一把把被子掀掉。那时农村小孩很多都是光屁股睡的(有的根本就没有裤头),只好赶紧拉上被子盖上,连声说“我起我起”。

不知什么原因,二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割麦子,刘恒山老师一大早就来宿舍,用太和口音加普通话喊我们:“起来了!起来了!起来磨镰(刀)了!”后来好多同学模仿他的口音说那几句最让我们闹心的话。

上初中时,教室宿舍都没有电。教室用的是汽灯,每天上晚自习前,由值日生到专门烧汽灯的地方,从校工的手中接过汽灯再到教室挂起来。有时在路上就出故障了,有时在教室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要不就是灭了,要不就是忽闪忽闪的,就要再找师傅修理。有时也有热心的学生帮助修理,久而久之,小毛病就不要再找校工了。汽灯虽小,但也很亮,一个教室挂一个,灯底下的地方亮度差一些。宿舍里只能点煤油灯了。

到了初三,为迎接中考,学生按成绩分班。因为三(1)班从初一开始就是跃进班,所以建制不变,仍叫三(1)班,不进不出。其余三个按成绩分成三(2)、三(3)、三(4)班。我们三(2)班成绩最好。中考后三(2)班多数考上高一,三(3)班一个没考取,三(4)班有4个学生在三(2)班借读的都考取了,其余均名落孙山。

1963年秋天,我顺利考上了灵璧中学高中部,又回到了东校区,但住宿仍在西校区。那时的高中部每个年级都有3个班,一直到高三都是这种建制。每班40人左右,全高中部不到400人。灵璧中学是全地区招生,我的同学就有五河县的顾忠贞、宿县的王立青、砀山县的周贵金等。

到了1963年,生活就比以前好多了。学生也把户口、粮油关系迁到了学校,由直属粮站统一供应,伙食费每月6元9角,合每天2角3分钱,照例是以班级为单位由值日生到大伙房抬大馍(那时没有米饭),打汤,食堂还会发一周食谱,比起前几年可是大不一样,班级困难的学生还会有助学金。

那时候高中数学分为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分别由几个老师授课,这样“术业有专攻”,扬长避短,好像比全班数学由一个人包揽要好些。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初中以后就只能是七、八十分,到了高中能及格就已经很不错了,一次考试,不知是数学的哪一门,我的学号是23号,我考了23分,何召祥学号32号,考了32分,成为那次考试的小插曲。不过我的语文、俄语(那时和苏联的关系尚好,部分学校都开俄语课)成绩还是很好的。高中三年我当了3年俄语课代表,直到现在还能说几句,2016年和两个塞尔维亚的外教在一起吃饭,席间我说的俄语还受到了他们的称赞。

我的高中老师优秀者很多,如班主任化学老师戚玉珏先生,对班上同学的思想学习情况了如指掌,化学课讲得不紧不慢,如行云流水;化学老师周丙华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又不失温暖,讲话时语气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十分得当,很能吸引学生;俄语老师赵厚华,虽然是刚大学毕业,但教学认真,板书特别漂亮,且俄、中两种文字的美术字也写得很漂亮;语文老师黄士民先生,语文功底深厚,教学水平很高,我的作文批语经常有“立意很高”的字样,被当做范文在班里朗读,也是常有的;物理老师黄宪庭老师,待学生像父辈一样慈祥,气场相当大……

那时候学校的活动多,类似于现在的社团活动。学校有宣传队、体操队、射击队、乒乓球队等,活动是正常开展的,而且在全县都有不俗的表现。记不清是在高中几年级,我参加了学习操作六O迫击炮的活动,由部队的战士指导。追击炮是对屏蔽目标实施曲射的一种火炮,炮身短,射角大,弹道弧线高,以座板承受后座压力,采用炮口装填,发射带尾翼弹的曲射滑堂大炮。六O追击炮属轻型迫击炮,由单兵携带,用于山地和丛林作战。几个同学一组,各自负责测量、装填炮弹等工作。还记得测量迫击炮位置到目标的距离是这样的:立正站好,右臂伸直,竖直大拇指,闭上左眼睁右眼,确定大拇指位置,然后反之,估计两次拇指所指位置的大致距离再乘以10,基本上就是迫击炮到目标的距离了。当然,在此之前培训的时候,还要教一些常识:一间房子的距离是3.3米,两根电线杆子之间的距离是30米等,便于计算目标的距离。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过。

现在回忆高中三年生活,最大的感受有三点:一是学生学习都很自觉,压力不是太大;二是老师们都是多才多艺,特别是文体方面。如体操队指导谢凯老师,单杠、双杠玩的很利索;宣传队指导汪浩棠老师,手风琴拉的很漂亮,而且能做导演;三是学校在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开展了多项文体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陶冶了情操,又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如学校先后排练过反映阶级斗争的大型话剧《赤叶河》,反映越南抗美战争的《南方来信》,反映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的《收租院》和现代样板戏豫剧《智取威虎山》,学校全体师生合唱团排演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气势恢宏,场面壮观获取1965年全县国庆汇演第一名。看来解放后的17年的教育还是应该肯定的。

灵城北面有个馍馍山,山底下有个南京军区仓库,储备弹药用的,灵璧人管守备的驻军叫“北山部队”。1967年5月3日,馍馍山下有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到山沟的池塘里洗澡被淹,驻军战士糜双品(浙江人)正在洗衣服,看到后飞奔过去跳入水中舍身救人,结果是两个孩子救上来了,他却牺牲了。当地政府和驻军在北山部队附近召开烈士追悼会,我们高中的学生都参加了,站在山上往下看,彩旗、花圈、人流,浩浩荡荔,如长龙一般蜿延数公里。部队送的花圈上还有红花、黄花,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花圈上不只是有白花,也是可以有其他颜色的花的。后来听说被烈士救上来的两个孩子成人后不成器,因偷盗被判了刑,灵璧人感叹烈士舍身救他不值,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淹死他算了。

那时候灵中大门朝北,经云路街直通“黉学”(后来的直属粮站,现在的家得利超市)。“黉学”,古代的学校,《后汉书任贤》:“农事既毕,乃令弟子群居,还就黉学”。灵中院内有正学书院,院内有一楹联日“青云有路终将到。金榜无名誓不休”,对面有黉学,中间的道路取名“云路街”,是否有“读取功名,青云直上”之意?

从13岁到灵璧读初一到21岁去当兵.放假回家期间也帮助父母做些农活,如割草、锄地、割麦、打高粱(玉米)叶子等农活。我最喜欢的农活是锄地:夏初和秋初,太阳不大,天气不热,凉风习习,在空旷的田野里锄玉米、黄豆等农作物,三五个人说说笑笑.倒也很惬意。在锄地的时候我跟大人们学会了锄地期间左右换手,手腿还是很协调的。我最怕干的农活是打高粱(玉米)叶子,一是那时已是盛夏,高粱玉米已经长得一人多高,天气闷热.一点风都没有:二是叶子上的刺扎得人不舒服,刺挠挠的:三是秸秆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特别是那种弓着腰前进的小虫子。为了能显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别人割麦子一去五六垄,而我是“单兵独进”,一次二、三垄,比别人快一倍,显得遥遥领先,到地头后我就歇了,好在是小孩子,又是学生,大人们倒也视而不见。有时为了哄着干活,还夸上两句。

在县城读书的艰苦岁月里,我得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关心和照顾。男的叫孟现纯,阜南县人,在商业局服务公司工作。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到我的老家帮助工作时和我的哥哥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我喊他现纯哥。女的叫李玉芳,濉溪人,在商业局下面一个国营饭店工作,我喊她玉芳姐。他们和我哥哥成为朋友之后,我也成了他们的小朋友。在灵璧读书的艰苦年代里,他们会经常叫我到他们家里吃饭,有时会叫我到玉芳姐工作的国营饭店里吃一大碗特意做的肉丝面,当时是三角钱一碗,味道特别好。读高中后回高楼老家,因为很少有或者没有公交车,我就到现纯哥那里借他的自行车骑回去。那个时候农村自行车是很少见的。我们两家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家的老宅子上的老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原因是哥哥和弟弟先后搬到新址另建房子,父亲去世后母亲住在二姐家帮忙,老家房子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又加上从老宅子上取土作他用,后来就逐渐没有了。每次回家给父母上坟,我都要到老宅子上去看看,尽管那里是一片废墟。因为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每次离开的时候,我都要回头再看一眼,想起鲁迅先生《故乡》中一段话:“老屋离我逾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从心底里泛起一股淡淡的失落和惆怅,我和鲁迅先生的生活时间相隔七八十年,但对故乡的真情竟是如此一样,也许这就是人之常情。

那时候的高中只有毕业考试,只要毕业考试合格了就可以拿到毕业证,没有毕业会考或学业水平考试的说法。毕业考试后先体检政审再填报志愿,然后准备参加升大学考试。我们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三个班不到120人,我们高三(2)班只有38人,男生28人.女生10人,遗憾的是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有6位同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薛清平、马树月、王永福、何召祥、王大朝、华云中),享年最大的只有67岁。砀山的周贵金,宿县的王立青、曹峰、贺为民,你们还好吗?

大概在高三下学期,三个班分成了理工(1)班、理工(2)班,我因为理科较差,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文史班,好像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选自《我的人生70年》,徐凯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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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li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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