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混乱不堪，官欺匪讹地主剥削，使人民生活倍加疾苦。这年，我家负债累累，生活困难，将家中仅有的两亩土地抵押给地主，借了点钱，到东北盐滩上去推盐，运到宿县境内的花庄、任桥一带去出售。

在我到花庄、任桥一带卖盐期间，逐渐认识了一些穷苦朋友，如李学孝、余清田、吴明芹等。1928年9月，在花庄经吴明芹介绍，我认识了地下党员闵现久。此后，他时常找我谈心啦家常，用事实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教育我要联络穷人，改变旧世界。时隔不久，经闵现久的引荐，又认识了地下党员徐继业。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原籍宿县香山庙，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大店一带的革命工作。

从这以后，我们几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谈论当时社会上的问题，对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劳苦大众之事，都愤愤不平。后经闵现久提议，我们几个人在大店集饭店里结拜为仁兄弟。当天晚上，我和徐继业一同到了闵现久家里，他俩再次对我启发教育。徐说：“中国社会这样黑暗、腐败，我们穷人只有联合起来造反，才能翻身得自由，才能过上好日子。”当时，我心里热乎乎的，表示愿意跟他们干。组织上为了进一步考验我，起初叫我给泗县党的负责人丁超武、魏正斌等同志送信，后来又叫我在花庄一带组织“红枪会”，以教拳术为名，宣传教育群众，为革命准备武装力量。这时，我觉得我能为党做点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党组织也认为我苦大仇深，有革命的愿望和行动，决定接收我入党。

1928年1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由徐继业介绍，并在他在家里由一位姓戴的先生（后来才知道叫戴蕴忠，是宿县党组织负责人）主持，为我举行了入党仪式。候补期为三个月，把我和当地的闵兆勋、王广珠等编为一个党小组。

1929年2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宿县党组织即派我回原籍开展革命运动。临行前，组织上一再嘱咐：开展党的活动不可发生横的关系；以交朋友为名来发展组织；发展党员要慎重，首先发展有文化的（因我不识字），以帮助自己工作。

我回灵璧后，便在亲戚、朋友中进行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到5月份，第一批发展了刘庙的徐兆凤、灵城西关的田恒修、凤凰山南小王庄的王子奎三人入党，建立了灵璧县第一个党小组，我任组长。我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徐继业又特地派他四弟以探望我母亲为名，送来了一封密信和一瓶药水。信的内容写在几行毛笔字中间，用药水一擦，隐字即显示出来。其内容是指示我们，要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党小组进行了讨论，决定各找对象，向外发展。1929年9月，王子奎发展了七里庙和尚马明坤，张巷子的徐兆保、王献义。年底，我们又发展了小吴家的吴明金、吴明中、田四麻子等人，正式建立了小吴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1930年初，我们又分别发展了彭家的王现科、王现臣、王文朝、彭玉生、彭万洲、罗凤生；张巷子的张协亮、张祖德、陈安夫；北张圩的张义德、张义品、张怀礼，接着又建立了张巷、彭家两个支部。

1930年下半年，是我县党组织大发展时期，在上述三个支部的基础上，党员们在灵城南北百余里的范围内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工作。到1931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到210多人，分布于40多个村庄，建立了18个党支部：小吴家支部，支书是我，后换吴明金，有党员12人；彭家支部，支书彭玉生、王现臣，有党员22人；仓赵支部，支书赵保林，有党员14人；小张家支部（包括小余家、染坊王家、韩家、火神庙），支书×××，有党员13人；黑树李家支部，支书刘恩义，有党员8人；白果树田家支部，支书田×××（外号田四麻子），有党员9人；陈庙台支部（包括马山、八里高家），支书马明坤，有党员9人；郭沟支部，支书郭朝雨，有党员10人；盛汪两个支部，支书盛立强、盛立贵，有党员17人；端午庄支部，支书×××，有党员8人；四支李家支部，支书邹玉聪，有党员17人；井栏王家支部，支书王××（后换化××），有党员11人；龙水段支部（包括沙坝、老户主），支书李焕雪，有党员7人；徐巷子支部，支书徐凤业，有党员11人。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党员，未编入支部，直接与我联系。在此期间，我们不仅大力发展党员，壮大了组织，而且还经常派党员到灵北一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其内容是宣传红军的好处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反动派，穷人翻身得自由”等等。因此，人们纷纷传说：“此地红军不少了，不然哪有这么多红军标语？”致使反动派终日惶惶不安，晚上不敢出来。

1931年10月，经长淮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灵璧独立区委（县级），我任区委书记，田恒修任副书记兼区长，王子奎任宣传部长，徐兆凤任组织部长，委员有马明坤、彭玉生、郭朝雨、王现臣，候补委员吴明中。

同年11月，独立区委在灵城西南白塘湖，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多人，代表210多名党员。长淮特委代表宣布灵璧独立区委正式成立。我在会长作了报告，其内容是：1.当前斗争形势；2.发展、健全党的组织；3.党员带头，抗拒高利盘剥；4.分清敌我，各找斗争对象，打倒土豪分田地。会后，在党员的积极活动下，各地组织了“大领会”、“牛头会”、“光蛋会”，以各种形式和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如：刘庙长工刘歪子，给地主张协胜耕地，一天内打坏了7条犁铧；工人朱凤明给灵城西关资本家田二烧酒，不到40天，就烧坏七池子酒，使田二损失12000斤秫秫。灵城内拉黄包车的、推脚的、卖水的都一致提高价格。以上各种形式的斗争，均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1931年秋，灵璧县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内涝外患，一片汪洋。从渔沟上船，一直可坐到灵城北关。灵城内街道上亦有人用罩捕鱼。乡村九成以上的土地受灾，大部分村庄被淹没，房倒屋塌，人畜淹死无数，粮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着一些顺口溜：“民国廿年水连天，灵璧淹了半拉天；秫秫卖到一吊二（正常时卖三百多钱），乔麦卖到八百三；穷苦人家无饭吃，捞了水草当饭餐”。“蝗虫吃，洪水淹，后边又跟山牤犍（即豆天蛾幼虫），夫离妻散丢掉子，父母兄弟不相干”。“禅堂二五八（集日），都卖鱼和虾；杨疃三六九，净上鱼和藕”。

尽管如此，统治当局对人民的压榨勒索却有增无减。到1932年春，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我们独立区委要求各党支部，想方设法，帮助人民渡过春荒。并指定独立区委委员马明坤、彭玉生负责此项工作。不久，在殷庙子召开了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凤生、王现臣、王现科、王文朝、王现保、王子奎等党员同志，研究了领导人民渡过春荒的具体办法。根据当时交通运输比较困难的实际情况，由党员带头，组织了几个小车队给富人运货，挣钱糊口。

同年5月，我们独立区委又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斗争口号。同时布置各地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发动“午收起义”。接着，我们在彭家、张巷子组织了20多人的午收队，抢收地主劣绅的庄稼。这一行动，对周围村庄影响很大，很快扩展到灵西十几个村庄，达150多人。每个午收队员下湖收庄稼时，都带着土枪或其他武器，地主要是来了，我们就干他几家伙。所以，那时地主都不敢下湖看庄稼，人民武装力量在这里已初步显露威力。

午收斗争取得胜利之后，7月，又在我家里召开了各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了长淮特委在宿县夏桥子召开的会议精神，号召全体党员深入群众，加强阶级教育，继续掀起秋收起义的新高潮。8月，彭家、张巷两个党支部紧接着又召开会议，布置党员带头，分别发动群众，领导秋收起义。首先由彭家、张巷子组成29人的秋收队伍进行秋收，后逐渐向北扩展到陈庙台子、郭沟和尹集一带，向南扩展到老户朱家、沙坝，龙水段一带。在南北一百多里的地带普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秋收斗争。当时，天一黑，地主老财们便不敢出头，即使有的捉到收庄稼的农民，也不敢处罚。我们收地主的庄稼都是拣好的收，孬的留在地里。地主殷德仓的41亩小秫秫，我们一夜就收完了。湖里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到地主场上去扛，这样更省劲。地主彭振宗的小秫秫已收到场上，我们一夜就扛完了。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两次共收地主小麦800余亩，秋庄稼1500余亩，参加人数1500余人，每人至少分到粮食200斤，劳力强的每人达到300—500斤。

我们取得午收、秋收斗争胜利以后，接着独立区委又领导和发动了大山抗“五捐”农民暴动。

1932年，国民党统治当局增加了一种最残酷的剥削项目——大烟捐。当时农民种一亩大烟，光肥料钱就得几十元，还必须有三个劳力整日在田野里操劳。就这样，收成好的每亩只能卖一百元，中等的每亩只能卖六七十元。可是，反动政府的烟捐，每亩却要50—100元。因此，老百姓除了自费工本外，种烟所得还不够上缴烟捐，再加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之下，不得不起来反抗。

1932年8月10日，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派特委常委、职工部长顾均，到灵璧、泗县贯彻立三路线，组织领导农民进行暴动。他来到灵璧后，首先听取了我和田恒修的汇报，接着他向我们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说现在革命条件已经成熟，象干柴一样，一点即燃，能“燃烧”全中国。此后，他又到大山、浍沟、郭沟等党支部检查了解情况，认为我们工作开展得很好。8月23日，顾均在我家里召开了独立区委会议，会议根据当时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宿县、灵北抗烟捐的浩大声势，决定举行抗“五捐”（烟捐、保丁费、壮丁费、训练费、杂费）暴动，并研究了暴动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计划先打大山团防局，夺取武器后，再指娄庄，继打杨疃、浍沟、尹集、沙滩、大路，胜利后建立红军政府。同时还决定在发动阶段，为了减少目标，不使敌人注意，区委委员分头到各地召开党员会议，传达这次区委会议精神。同时决定把郭沟党支部在灵北抗烟捐暴动中缴获的枪支及组织武装调往灵西。这支武装由徐洪启负责，在25日夜，用两只小船秘密运抵灵西。

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我们又召开了军事会议，把当时的18个支部编为3个中队，顾均任总指挥，我任大队长，徐洪启任大队副。3个中队长分别是郭朝雨、彭玉生、吴明金，并布置参加的人员，有枪的带枪，无枪的带刀、标枪、棍棒等，只要能打敌人的东西都带上，还要求把当地地主家中的枪支设法搞到手。同时，为了预防暴动失败党组织失去联系，决定田恒修不参加暴动，做地下工作。军事会议后，留下两天时间做好准备工作。

8月26日晚，各处暴动队伍（包括杨疃、浍沟等地）都到刘庙集中，制作红旗，写标语、口号和传单，如：“红旗飘飘遮满天，打的土豪劣绅无处钻”、“人人有地种，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得自由”、“取消苛捐杂税”、“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红军万岁”。27日早饭后，我们150多人扛着武器，向大山国民党团防局进发。我们每经过一村，都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群众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很受群众的欢迎。因此，队伍越走人越多，武器也各式各样，叉把扫帚扬场锨，长杆短棒赶牛鞭样样俱全。到大山时，已有六百多人。大山团防局局长吕麻子见势不好，闻风而逃。我们占领大山后，正准备吃午饭，不料被蒋光鼐的部队冲散，大部分队员跑回家去了。我又集中了剩余的几十人，继续向北进发，到浍沟团防局，赶跑了团防局局长张跃先。顾均同志在这次暴动中不幸被捕，因他意志坚定，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顾均蹲了10个月的监狱，后被释放。

这次抗“五捐”暴动，不仅打击了统治阶级，还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反动政府不得不向人民让步，抗捐后三个月没有要任何捐税，烟捐也从此取消了。

这次抗“五捐”暴动，虽然打击了统治阶级，但也暴露了党的组织，使革命力量受到破坏，顾均被捕，我和彭玉生、吴明金等人受到通缉。1932年10月，我到宿县找到孙达之同志（宿县县委书记），由他介绍到烈山煤矿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并改名叫朱玉德，和井下的老朱、陈小路等地下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从此，灵璧党的活动进入低潮。